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二天，盟军最高统帅部就发布了第一号命令：“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军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这命令预示着驻防印度支那的日军第三十八军将由中国受降。

由于云南与越南相邻，中国政府决定将驻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辖第52军、第60军、第62军、第93军及3个独立师作为前往越南的受降部队，任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出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官并担任受降主官，承担入越受降这一历史重任，接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呈递的投降书。

土桥勇逸（1891—1972）于191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步兵科，1917年12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校第32期，与富永信政、中村正雄、武藤章、国崎登、桥本欣五郎、内山英太郎、酒井直次等人为同期同学，1920年11月22日毕业时，因毕业成绩一般而未能进入该期“军刀组”。

土桥勇逸在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任职的时候，时任军务局长是永田铁山中将，此人被誉为“日本陆军第一大脑”，在日本佐级军官中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也是 “一夕会”的领袖人物，而土桥勇逸也是这个法西斯组织的核心成员，其他核心成员还有：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武藤章、桥本群、草场辰巳、横山勇、本多政才、牟田口廉也、根本博、冈田资、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

1935年8月1日，土桥勇逸出任日军第十六师团第19旅团步兵第20联队长，当时该师团驻守在京都、奈良等地，担任师团长的是渋谷伊之彦和儿玉友雄，“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由中岛今朝吾出任师团长，并于9月11日率领第十六师团从塘沽登陆，但土桥勇逸并没有随第十六师团出征，而是被派往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担任副武官，否则他也将随第十六师团参加南京大屠杀，而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比赛者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就与土桥勇逸同属步兵第19旅团。

1939年5月20日，土桥勇逸从法国回到日本，被分配至参谋本部任职，当年8月1日即被调到中国广州，接替田中久一出任日军第二十一军参谋长，此时该军下辖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零四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部队，土桥勇逸辅佐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了桂南作战并攻占了南宁。

土桥勇逸仅当了四个月的参谋长，就于1939年12月1日再次调到参谋本部，出任第二部部长，该部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下设俄国课、欧美课、中国课和谋略课，几乎所有侵华将领都曾在该部任职，其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是闲院宫载仁亲王，1940年9月由杉山元继任参谋总长。

1940年12月7日，土桥勇逸被调到中国南京，接替本多政才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辅佐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其时总司令官是西尾寿造，土桥勇逸上任不久，又兼任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馆副武官。

1941年8月25日，土桥勇逸晋升陆军中将，并于9月15日出任日军第四十八师团长，该师团是在台湾混成旅团基础上编成的，是属于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曾以“重藤支队”之名参加了淞沪会战，又以“波田支队”之名参加了武汉会战，曾在中国战场犯下了一系列战争罪行。

此时第四十八师团下辖第48步兵团（含台湾步兵第1联队、第2联队和第47联队）、搜索第48联队、辎重兵第48联队及通信队、兵器勤务队、卫生队、第1、4野战医院等，总兵力12800余人，驻防在福州一线，隶属于日本驻台湾军战斗序列，其时台湾军司令官为本间雅晴中将。

日本参谋本部为了实施“南进计划”，于1941年11月组建了日军南方军作战序列，由寺内寿一出任南方军总司令官，冢田攻任总参谋长，第48师团被划入南方军所属的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战斗序列，由福州乘船前往菲律宾作战。

土桥勇逸率领第四十八师团随第十四军各部在菲律宾西北部仁牙因海湾抢滩登陆，由美军温莱特少将指挥的防守部队放弃抵抗，并向巴丹半岛方向溃败，日军也没有想到美军如此不堪一击，但本间雅晴没有运用空中力量炸毁沿途桥梁阻止美军后撤，并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致使美军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为日后反攻菲律宾积蓄了力量，但这毕竟是麦克阿瑟“败走麦城”的一次战役，甚至为避免被日军俘虏而逃亡到了澳大利亚。

由于土桥勇逸曾担任驻法国副武官等原因，是日本陆军中少有的“法国通”，遂于1944年11月22日被遴选为法印驻屯军司令官，该军最初的名称为印度支那派遣军，于1940年9月组建，1941年6月被撤销建制，1942年11月又恢复建制，并改称印度支那驻屯军，土桥勇逸上任后不久，法印驻屯军又于1944年12月20日改称第三十八军，司令部驻屯河内。

日军第三十八军是为加强法属印度支那防御作战而组建的，下辖第二师团、第二十一师团、第五十五师团及独立混成第34旅团、第49旅团、第53旅团等部队，隶属于日军南方军战斗序列，但土桥勇逸任内并无大的战事，就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31日，中国印度支那受降官卢汉将军电告土桥勇逸，命令他派代表并携带日军人员及武器弹药等报告表册，前往云南开远接洽日军投降事宜，翌日土桥勇逸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酒井干城中佐等5人乘日本飞机至云南蒙自，又改乘中国飞机抵达开远。

9月2日，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大礼堂举行了洽降仪式，双方接洽之后，日军先遣人员乘机返回，卢汉委派其副参谋长尹继勋率先遣参谋组同机抵达河内并设立了前进指挥所，接洽并筹备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一切事宜。

1945年9月8日晚，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20余万大军兵分数路挺进越南，接防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一切防务，并命令日军各部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置，受降仪式最终确定于9月28日在河内总督府举行。

1945年9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受降主官卢汉率领幕僚人员步入受降大厅并落座上首官席，其正副参谋长马瑛、尹继勋分坐两旁，美方代表、英方代表和越南代表等坐在观礼席上，整个大厅容纳了五六百人之多，场面极具震慑力和威慑力。

上午10时整，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率领酒井干城等6名日方人员进入受降现场，面北站立向卢汉行军礼，聆听卢汉宣读根据中国派遣军在南京所签投降书的条款，宣读后交由土桥勇逸签字，受降大厅内顿时欢声雷动。

受降仪式结束后，日军第三十八军番号不复存在，不再受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节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官卢汉全权节制指挥，第三十八军司令部改称越北日军善后联络部，由土桥勇逸担任联络部长，协助中方管理和遣散在印度支那的所有日军官兵善后事宜，至1946年4月全部遣送回国。

直到最后一批日军官兵遣返完成后，土桥勇逸才于1946年4月20日被拘捕，但是并没有在河内进行审判，而是与此前拘捕的189名日本战犯被押解到中国广州，交由国民政府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审判，但我们所知晓的是，只有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香港占领地总督田中久一中将，于1947年3月27日下午被一辆敞篷卡车押赴广州流花桥刑场执行枪决。

而从越南押解到中国的这批日本战犯，并没有受到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最高指挥官土桥勇逸中将，这批人很快就被全部释放并遣返回日本，因为至今我们仍未看到过土桥勇逸被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料和报道，而土桥勇逸最终是死于197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