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历来看不起辎重兵种，当你查阅日本陆军将领的履历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出身于辎重兵种的将领可谓是凤毛麟角，而柴山兼四郎陆军中将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这个鬼子却是以从事特务工作见长，在其担任伪南京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期间，默许其部下设计毒杀了汪伪76号头目李士群，他也是日本陆军省最后一任陆军次官。

柴山兼四郎（1889—1956）是日本茨城人，1912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辎重兵科，1919年12月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4期，与小林浅三郎、中薗盛孝、冈田资、田中隆吉、根本博、花谷正、小林浅三郎、佐藤忠义、和知鹰二、安达二十三、中村明人等人同学，这一期毕业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人被晋升陆军大将。

柴山兼四郎于1922年11月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至辎重兵第14大队担任中队长，不久被调到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课任职，“皇姑屯事件”之后被派到中国东北，担任土肥原贤二的助理，土肥原贤二原本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又开始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协助土肥原贤二从事策划侵略东北的特务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柴山兼四郎被调回参谋本部任职，1933年5月30日又被派到北平，以中佐军衔出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而次日中方谈判代表熊斌就与日方谈判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确定了以长城一线，作为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军事分界线。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的大旗，并向全国发出通电，由吉鸿昌担任北路前敌总指挥，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地，柴山兼四郎奉命代表日军向冯玉祥提出抗议，冯玉祥根本不予理睬，柴山兼四郎无奈只好直接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抗议，称“抗日同盟军”在多伦等地的行动，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的精神。

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抗日同盟军”进行阻扰，进而又以武力镇压，而日本关东军也开始向察哈尔省蠢蠢欲动，在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迫下，冯玉祥被迫终止“抗日同盟军”的一切军事行动，如火如荼的抗日义举被彻底绞杀，吉鸿昌也被军统暗杀受伤逮捕，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1934年12月26日，柴山兼四郎又被调回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任职，期间被派往欧美留学和考察，开拓了国际视野，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为日后仕途之路铺平了道路，而在这期间，冈村宁次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成为日本陆军的情报头子。

1935年8月1日，柴山兼四郎被外放担任辎重兵第18大队长，“二.二六事件”之后被晋升辎重兵大佐，没有出任师团辎重兵联队长，却被调任陆军省军务局担任军务课长，这次调动连柴山兼四郎自己都感到意外，因为辎重兵出身的军人，一向被其他兵种看不起，因为在日本陆军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如果辎重兵都算兵的话，那蜻蜓都能算老鹰。”但柴山兼四郎确实是一个例外，而其之所以屡被重用，完全是因为其特务方面的才能。

“七七事变”爆发后，陆军省内部也分为两派，陆军大臣杉山元与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都是扩大派，而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却属于不扩大派的，梅津美治郎曾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他们两人都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当他专程飞往天津，向时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传达不扩大方针时，却被香月清司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布命令矛盾而断然拒绝。

1938年6月18日，柴山兼四郎又被调到中国，接替病故的仪我诚也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并被晋升为陆军少将，他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的领导下，游说沉寂多年的吴佩孚出任伪职，而吴佩孚却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当年鼎盛时期的吴佩孚曾拥兵数十万，其势力曾影响大半个中国，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吴佩孚却是立场坚定且能守住底线，以至于被日本人谋害身亡。

1939年8月1日，柴山兼四郎转任汉口特务机关长，该机构又被称之为“竹机关”，是日本在华特务机关“梅、兰、竹、菊”之一，当时中日之间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而驻屯在武汉的日军头子，是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为了分化和瓦解中国军队，特意将柴山兼四郎调到汉口主持这项工作，但最终也是无功而返，于1940年9月5日回国出任辎重兵监部部附，三个月后又出任陆军辎重兵学校校长。

1941年10月15日，柴山兼四郎晋升陆军中将后，又重回辎重兵监部出任本部长，1942年4月1日调任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该师团是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基干编成的，也是日本陆军中第一个三单位制师团，下辖独立步兵第11联队、独立步兵第12联队和独立步兵第13联队。

由于该师团取消了旅团一级编制，因此增设一名少将军衔的步兵团长，统一指挥三个独立步兵联队作战，由于是从独立混成旅团改编而来，因此所属联队也被冠以“独立”二字，师团司令部设在山西大同，主要在山西、内蒙古、察哈尔等地进行扫荡和讨伐。

柴山兼四郎仅仅当了一年的师团长，就于1943年4月8日被调到南京出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而在汪伪政府中曾权倾一时的李士群，却对柴山兼四郎的命令和指示敷衍，导致其对李士群不满，而戴笠领导的军统也是对李士群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还是由柴山兼四郎麾下的宪兵队长冈村毒杀了李士群。

1944年7月22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由小矶国昭出任首相，邀请其老同学杉山元出任陆军大臣，这也是杉山元二度出任陆军大臣之职，他将老部下柴山兼四郎调回陆军省，并于8月30日出任陆军次官，协助和辅佐杉山元大将。

柴山兼四郎上任仅半个月，就作为首相小矶国昭的特使飞抵南京，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政府要员接洽，传递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展全面和平外交活动，并提出了日方实施全面和平的五项条件，由汪伪政府出面与重庆国民政府“谋和”，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柴山兼四郎是陆军省最后一任陆军次官，任内先后经历了杉山元、阿南惟几、东久迩宫稔彦王和下村定等四任陆军大臣，1945年5月又以陆军次官兼任大本营兵站总监，同年7月18日又兼任参谋本部部附，辅佐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柴山兼四郎被驻日盟军总部列为乙级战犯，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了七年有期徒刑，而他的顶头上司、末代陆军大臣下村定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免于起诉，柴山兼四郎于1951年获得假释，1953年曾出任军人恩给全国联合会会长，1956年1月23日因病死亡，由于其长期从事特务活动，并没有机会领兵打仗，以致连一枚功三级金鵄勋章都不曾获得。